△三国志补注（清杭世骏）
阅杭大宗《三国志补注》，所采大半自《世说注》、《水经注》、《太平御览》及汉晋诸书，其中如三少帝纪谏议大夫孔晏义上疏云云，据第十六卷注，称孔义字元，证此处晏字为衍文，以与何晏疏连缀，下又统言晏义而误。此类颇有纠正，其它曼衍为多。《四库提要历》搪其疏处，然尚有未尽者，如《明帝纪》行五铢钱一条，补注引杜氏《通典》载司马芝议云云，不知此明载《晋书》、《食货志》，乃舍之而引《通典》，是不寻其源也。《贾谢传》以翔为太尉一条，补注引《太平御览》称《齐职仪》曰黄初二年诏灾害勿贬三公遂为永制，不知此明载《文帝纪》中，是复出本书也。其书通题《道古堂外集》，总编卷数，校刻粗疏，误字甚多。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二月初六日
△晋书（唐房玄龄等）
夜读《晋书》、《刘琨传》。余于今春三月间读《晋书》列传，略皆上口，而今又邈如隔世矣，健忘如此，可叹也！晋当永嘉之乱，惟祖士椎有名将才，余皆不足数。刘越石志大才弱，房张浚流也。晋之不亡者，以群雄［B227］乱，故聪勒有所顾虑牵制，至温太真起而南渡之基定矣。继以桓元子谢安石，皆晋第一流人物也。
咸丰丙辰（一八五八）十月二十四日
《晋书》世多诋之，以其芜而尚排偶也。然骈骊行文，自六朝至五代，诏策诰诫，无不出此，是当时所尚，即为史体矣，安见论赞之必须为散文乎？唯其书好载纤佻杂事，而贾充遇司马文王、陆云遇王弼、嵇康阮瞻之遇鬼，甚至载及荒幻，颇伤史体。至其论赞，则区区类别，尽当情理，诉斥奸佞，无微不著；又多责备贤者，殊上足正班史之忠佞混淆，下不同宋祁之刻而无当。行文尤抑扬反复，求得其平，往往如人意中所欲言，典切秀链，而不以词累意。盖其书多出太宗御定，当贞观右文、儒学极盛之时，固足以集艺林之大成也。
其传文纰误，固多可摘。即以《八王列传》论，如楚隐王璋之矫诏诛汝南文成王亮及卫也，亮《传》称自亮被执，时大熟，兵人坐亮车下。时人怜之，为之交扇，将及日中，无敢害者。璋出令斩亮者赏布千匹，遂为乱兵所杀。而璋《传》云：贾后夜逼帝作诏，使璋废亮灌，璋遂勒兵杀之。有劝其并杀贾模等者，璋犹豫。旋及天明，帝乃用张华计，出驺虞幡解兵，言楚王矫诏，玮遂下廷尉。临斩，出怀中青纸诏示监刑者，人皆冤之。夫帝固诏璋废二公也，而玮乃诛之。亮瑶及贾后张华诸传，固皆称璋以夺北中候憾二公，故乘此报怨，是玮矫诏擅害国老，死有余罪，而何乎？又亮《传》称亮至日中始被害，而玮《传》言天明玮即被执，然则亮之死果在何时乎？玮既执矣，而犹能于日中下令杀亮乎？亮《传》固称楚兵夜攻亮府，《传》亦言清河王遐夜收，而《裴楷传》亦称楷以与亮灌姻亲，逃匿妇翁王浑家，与亮子一夜八徙得免，则玮之作难于夜而晓就戮也明矣，史书亮之死误也。此一事也。
齐武闵王冏之与长沙厉王义相攻也，冏《传》称义得河间王颙檄，即发兵攻冏府，大战城内，矢及御前。明日冏败，为义所擒。而义《传》云：冏先遣将陈艾袭义，义率数百人驰入宫，乃放火烧冏府，大战三日，始诛冏；则又情事时日俱相差也。此又一事也。举此可以概其他矣。
若其诸《志》，则昔贤多诋其疏舛，纰误较他史独甚，予致力甚浅，不能知也。咸丰丙辰（一八五六）十一月廿三日
舟中阅《晋书》。《晋书》之舛芜累，多采小说，前人指摘之者不一。其尤谬者，如海西公之废，纪言桓温诬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龙（志作向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侍内寝，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长欲封树，时人惑之。又云：桓温有不臣之心，潜谋废立，以长威权。然惮帝守道，恐招时议，以宫闱重秘，状笫易诬，乃言帝为阉，遂行废辱。又云：帝徙居吴县，深虑横祸，乃杜塞聪明，无思无虑，终日酣阳，耽于内宠，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是海西不男之语，明出于诬。而《五行志》诗妖中，乃载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杨，白马紫游缰，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浆？识者曰：白者金行，马者国族，紫为夺正之色。海西公寻废，其三子垃非海西公之子，缢以马缰死之。明日南方献甘露焉。又云：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凤凰生一雏，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马驹，今定成龙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龙与内侍接，生子以为己子，则又以温之言为实。
自魏武崇尚权诈，流品不立，继以文明，点饰浮华，由是风教凌迟，人不知有礼义。晋初佐命者，皆卑污无耻之徒，视篡盗为固有。故一传而后，世臣华胄，人有问鼎之心。王浚华轶苟晞，皆拥兵方隅，自图专制。牵秀李含刘舆之属，反覆行险，不识名分。王敦沈充祖约苏峻，遂显行叛逆。他若索琳临危而卖君，周勰失志而谋乱；其寒人得志者，若张方郭默王弥陈敏杜曾杜搜等，乱臣贼子，不绝于书。立国基浅，而礼教不兴，此干令升所以深叹也。
《晋书》以旧有有《八王故事》一书，故立《八王传》。竹汀钱氏深讥其贤奸溷合，失劝惩之旨。谓汝南王无大过，齐王有讨逆之功，长沙不失臣节，趟伦当入《逆臣传》。其说是也。予谓八王之分合，若但以树兵相圆为义，则汝南未常有是，亦当去亮而以淮南王允补之。
庾亮执权召乱，史多贬辞。然其徵苏峻，未为非也。其出镇后，规复中原，遣将分据邾城沔中，而欲自镇石城，（今传作石头城，误。）方略布置，最为扼要。蔡谟驳之，不过拘墟自守之论。功不克终，情哉！至屡欲率众入废王导，亦可谓不惑名实。导之庸鄙怀奸，实为晋室罪人，故陶侃与亮同志。史乃以此为其深罪，许敬宗辈之无识，可谓甚矣。
人才莫衰于晋。其始佐命者，若郑冲何曾石苞陈骞王沈荀顗苟勖贾充辈，皆人奴耳。所称元德耆旧，若王祥李郑袤鲁芝，并浮沈无耻，庸鄙取容。自后王谢继兴，殷庾垃盛，大率骄淫很戾，绝无才能。就中论之，若羊祜之厚重，杜预之练习，刘毅之劲直，王浚之武锐，刘弘之识量，江统之志操，周处之忠挺，周访之勇果，卞壹之风检，陶侃之干局，温崤之智节，祖逖之伉慨，郭璞之博奥，贺循之儒素，刘超之贞烈，蔡谟之检正，谢安之器度，王坦之之风格，孔愉之清正，王羲之之高简，皆庸中佼佼，足称晋世第一流者，盖二十人尽之矣。余辈纷纭，皆为录录，或一长片技，无当于人才；或立伪盗名，难欺夫识者。而浮华相扇，标榜为高，私传节其美称，旧史沿其虚誉。于是高门子弟，悉号清才；世禄衣冠，尽名博学。颖悟绝人之语，接简无虚；经通济物之称，连篇竞出。少年萎化，皆曰圣童；一语骄人，便为名士。甚至匈奴之刘，氏羌之苻姚，皆才悟超群，文辞继轨，迹其行事，乃桀跖之不如；按其品题，则颜卜之复出。今举其眉目，扬榷而言。七贤八达无论矣，若王湛之风流，刘恢之简贵，雅称领袖，未有殊能。卫阶杜义之伦，人物虽佳，何与人事？刘畴（附见刘波传。）韩伯王蒙殷融，雅俗所宗，寂乎无述。而王济之傲纵，王澄之狂暴，殷浩之虚合，谢万之佻率，郗超之奸谄，王忱之轻很，皆乱世无赖，蠢国败家，而士类相矜，以为标准。至于末造，王殉王谧，以仍世盛名，为风流宰辅；而一则呈身于桓氏，一则奉玺于宋朝。王孝伯名誉冠时，身焉戎首；殷仲堪文章著代，甘结叛人；使处平治之朝，不过厮养之列。而史家无识，莫究其诬，夸六代之多才，贻千古之笑柄，晋之不竞，良可识矣！然宋儒王应鳞谓僭号之国十六，而晋败其一，灭其三，不可以清谈议晋，盖深慨南宋之不振也。道学盛而事功绝，忠义明而武略衰，不又贻浮华者以口实哉。（东晋三复洛阳，再克庸蜀，斩李特，杀苻丕。燕魔姚襄，皆先委挚；李蒙逊，累见通笺。李寿有降号之谋，冉闵有送玺之举，盖其国势犹为强也。）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五月二十七日
阅《晋书载记》。钱氏《廿二史孜异》，谓乞伏父子，生长西徼，未习儒书。而《国仁传》载其言曰，先人有夺人之心；《乾归传》载其言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又曰，孤违蹇叔，以至于此，皆文人缘饰，失其本真。予案自唐以前，人尚华藻，纪载修饰，大率如此。《载记》中若此等者，不胜凄指。如秃发兄弟、鲜卑之族；诅渠蒙逊，卢水胡雏，岂尝知有书史。而乌孤有曰，兼弱攻昧，三者何先？利鹿孤之饯杨桓，有曰：鲲非溟海，无以运其躯；凤非修梧，无以晞其翼。伥檀之谓杨桓曰：安寝危邦，不思择木。谓宗敞曰：卿鲁子敬之俦；又引《诗》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蒙逊之谓景保曰：昔汉祖困于平城，以娄敬为功；袁绍败于官渡，而田丰为戮。卿策同二子。又乾归谓诸将曰：昔曹孟德取袁本初于宫渡，陆伯言摧刘玄德于白帝，皆以权略取之。其子炽磐有曰：此虏矫矫，所谓有豕白蹄。其臣翟之言曰：昔项羽斩庆子（即卿子冠军。）以宁楚，胡建戮监军以成功。乞伏昙达之言曰，昔伯凭险险，卒有灭宗之祸：韩约肆暴，终受覆族之诛。后凉吕超出氏种，而其对姚兴之问宗敞，有曰：敞在西土，方魏之陈徐，晋之潘陆，琳琅出于昆领，明珠生于海频。若必以地求人，则文命大夏之弃夫，姬昌东夷之槟士。其对吕隆有曰：应龙以屈伸为灵，大人以知几为美；又曰：孙权屈身于魏，谯周劝主出降。皆动称古今，属辞典雅，出于增造，不问可知。然当日虽僭乱相仍，而戎夏既混，才辩互出。十六国中，张氏李氏，皆中华士夫，儒雅相尚。段业为京兆人，博涉史传，儒素长者，固不必论。而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刘聪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泛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宣好学修絮，师事乐安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刘曜读书，志于广览，善属文，工草隶。石弘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好为文咏。慕容鱿尚经学，善天文，为世子时，率国胄受业于平原刘赞；既即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诚》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博观图书，有文武干略，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惟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李流少好学。李雄听览之暇，手不释卷。李班敬爱儒贤，师何点李钊，又引名士王嘏等以为宾友，每谓融等曰：观周景王太子晋、魏太子丕、吴太子孙登，文章鉴识，超然卓绝，未尝不有色。李期聪慧好学，弱冠能属文。李寿敏而好学，少尚礼容，每览良将贤相建功立事者，未尝不反覆诵之。苻坚八岁请师就家学，及长博学多才艺。苻丕聪慧好学，博综经史。苻登颇览书传。苻融聪辩明慧，下笔成章，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出之，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尝著《浮圆赋》，壮丽清赡，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赋，临丧不诔。符胺幼怀远操，及为方伯，有若素士，耽玩轻籍，手不释卷，每谈虚语玄，不觉日之将夕。姚襄好学博通，雅善谭论。姚兴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人咸化之。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慕容宝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慕容德博观群书，多才艺。沮渠蒙逊史亦言其博涉群史，颇晓天文。秃发雇檀与姚兴所使韦宗，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机变无穷，辞致清辨，宗出而叹曰：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以上俱见各载记中。赵氏翼廿二史劄记中僭伪诸君有文学一条，所采尚未全备。）此皆胡羯氐羌，而史所称如此，虽或因仍各国私史，未必尽真，然间气所锺，以成胡乱，亦有不可概论者。其间立学养才，所在多有。李雄刘曜鱿儁苻坚姚兴拓跋，尤为专意，或亲临讲试，或建坛宫中，虽旦夕小朝，兵弋云扰，而文教之盛，韩胜江东，岂非盗亦有道者欤。
慕容盛与群臣言，诋周公伊尹，而称借蔡为忠于王室，太甲为至贤之主。佳虏（二字出盛本论。）之言，不足深诘，惟云管蔡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当明大顺之节，陈诚义以晓群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诛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内，方谙王《鸱鸮》之时，归非于主。案以周公居东为征商，以我之弗辟，辟为致法，此始于层伪：《孔传》。若郑康成《尚书注》固训辟为避，以居东为屏居东都，《鸱鸮》之时，为救己之官属。即王肃《尚书注》故与郑违。亦祗以居东为案捡其事。《诗》毛氏《传》亦仅言甯亡二子，不可毁我周室，未尝显言诛戮。而《鸱鸮序》云，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其称救乱者，即救成王多行诛杀之乱，故郑《笺》即本序谊而申言之。鄦君《说文》引作我之不辟，训辟为治，治亦非致法诛戮之谓。然则以辟为法，以居东为征东，自梅赜以前，并无此说。《隋志》言北上《尚书》惟用郑注，江南兼行梅氏，乃慕容盛在晋安帝隆安初而所言如此，则知当日幽蓟间已有行《伪孔传》者矣。
同治庚午（一八七○）六月二十九日
《晋书》无叙例，故事目不清，累经传刻，分合多误，间有标目错失者，如八王之类，皆术晰举。李雄号成，李寿号汉，并无后蜀之号，而误称后蜀；又不列西燕慕容冲，皆转写之失也。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九月十四日
读《晋书》、《礼志》、《儒林传》、《文苑传》、《隐逸传》、《艺术传》。范长文之与王殉书，辞直气壮，不畏强御。王彦伯之《释时论》，情苦思深，微文刺讥，一时之杰出也。永和初之议祧庙，太康初之议王昌前母服制，众论垃陈，各有据依，足以徵六朝礼学。然徐邈谓传称毁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可降尊就卑，其谊最正。故当日礼官，亦谓昔周室太祖世远，故迁有所归，今晋庙宣皇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孙，足以折一时之议矣。王昌前母，因地绝于吴，不得往来，故昌父在魏更娶昌母，卫恒议谓地绝死绝，诚无异也，宜一如前母，不复追服。刘卞议谓前妻为元妃，后妇为继室，数语皆足以定名分，析是非，而诸人同异纷然，各执其说，此则聚讼之积习，伐异之褊心也。
九月十五日
《晋书》无许询支遁等传，名言佳事，刊落甚多。盖以鸠摩罗什佛图澄皆有道术，故入之《艺术传》；遁既缁流，而以风尚著称，无类可归，遂从阙略。然不列询于《隐逸》，又何说乎？若收许询，便可附入道林，因及释道安竺法深慧远诸人，标举盛会，亦自可观，作史者所不当遣也。许询《剡录》中有传，集《晋书》、《世说》及《晋阳秋》、《中兴书》而成者。
《晋书》、《艺术传》有会稽严卿，善卜筮。又韩友受《易》于会稽伍振元。《四王传》有琅琊国散骑常侍孙霄上书谏立凶门柏历。晋时会稽为国，尚未置会稽县，三人不详其为何县人，然志府县人物者不宜遣之，而自来府志皆失载。《严卿传》有西郭外独母家寻白狗语，予尝欲仿厉樊榭《东城杂记》之例，撰《城西小志》，如此等者，较厉志为古隽矣。
九月十九日
《晋书》、《向雄传》雄为河内南主簿，太守刘毅吴奋皆以非理辱之。后雄为黄门侍郎，毅奋皆为侍中，同省，初不交言，武帝敕雄复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诣毅再拜云云。《世说》、《方正篇》以为河内太守刘淮，孝标注引王隐孙盛之言，以为太守是吴奋，非刘淮。考《晋书》、《刘毅传》（晋有两刘毅，一与刘裕同起兵者，此则在武帝时。）毅一生未尝历外任，初无为河内太守之事。盖唐人修《晋书》，杂采诸说，既并列两事，又误淮为毅，上云毅奋同为侍中，下止云诣毅再拜，皆其疏也。
九月二十日
校《晋书帝纪》。官本之误，不减汲版，盖此书中秘亦无旧椠，又属于金银白芨之流，每卷下考证不过一二条，有并无一字者，皆极可笑。翰林人材，虽乾隆初亦不过如是，然在今日，即此一二条亦不知何语矣。
十月十七日
《晋书》先冠以宣帝景帝文帝纪，巳是纰缪。《三国志》三少帝纪，称高贵乡公少好学夙成，齐王废，公卿议迎立，其下备述公之辞让有礼；又云即皇帝位，百僚陪位者欣欣焉，此明言高贵之为令主。而《晋书》、《景帝纪》则言帝本欲立彭城王据，太后不听，乃迎高贵。高贵受玺，惰举趾高，帝心忧之，其下又备载帝训高贵之言，浮辞谵语，令人愤邑。此皆当时司马之党如王沈辈者丑诬妄造。其后孙盛鱼豢王隐朱凤之流，传播秽言，以为信史。承祚身仕晋武之世，羁旅孤危，其时典午方隆，王沈诸党逆之徒，咸据高位，其书盛行，乃悉归刊削，绝不顾忌，此所以为良史也。裴世期注遍搜异说，而于《高贵纪》注，未有《晋书》所称一字。《彭城王据传》亦不注司马师本欲迎立之言。盖晋人多诬，世所共悉，而高贵贤明好学，见酷逆臣，亦古今所共痛。唐修《晋书》，何嫌何疑，乃舍承祚之直笔，而拾王沈之奸唾，满纸丑言，自成秽史，许敬宗辈真犬彘也。刘子玄云，古之书事也，令乱臣贼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每诵斯言，为之三叹！
十月十九日
晋武帝纯孝性成，三代以下不多得。《礼志》中载其答诸臣请复膳易服诏云：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上陵诏云，此上旬先帝弃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荣莹当复何时一得叙人子之情邪？答诸臣请不服衰诏云：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之思，为欲令哀丧之物在身，盖近情也。又云：患情不能跛及耳，衣服何在？答群臣请除太后丧诏云：不能笃孝，勿以毁伤为忧也，诚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当以吉物夺之，乃所以重伤至心，非见念也。其言皆真挚可味。汉文短丧，意以便民，后遂不知其本。晋武能以身率先，毅然行之，而当日群臣必夺其志，不知是何肺腑也。试问降膳素衣，人主行此于宫中，何损于天下之事？而谏者动以海内未平，万几事殷为言。其时首列名者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司马望司空荀顗。孚司马氏所称名德，冲祥曾顗皆当时所谓至孝也，而力强其君以从短丧，忠孝之道，如是而已矣。其后杜预造皇太子短丧之议，谓天子古无行服三年之制，高宗谅闇者，除服而不言，故不云服丧三年，而云谅闇三年，明不复寝苫枕土，以荒大政也。夫既云百官总己听于冢宰，则固不听政矣，言且可以不言，而身不可以行服，遁辞害理，可谓无人心者也。又引翟方进自以身为汉相，居丧三十六日而除，明国典之不可腧，而况于皇太子？是所谓饮狂药以药人也。顶之经学，从可知矣。王彪之议丧终，遇闰即当先除，不宜取闰以腧期限，而以博士吴商谓当俟闰终，小官之言不足准，则蒙面丧心，出此丛土，此其为桓温草废海西奏，故能悍然不疑。而当时史臣，犹夸其朝服当阶神采毅然也。典午之世，名教埽地，深可悲哉！
十月二十三日
《四夷传》序论皆佳。《桓玄传论》备言帝王之兴，必有符瑞，而玄无之，故败。此等鄙识妄言，污之信史，深为可笑，盖又出许敬宗李义府辈奴才之笔耳。其言玄之生有大星坠于盆，如二寸火珠，其母马氏以瓢接取吞之，遂有娠。夫二寸之大，既不可吞，星火铄金，岂敢入口？马氏温之孽嬖，并非异人，揆之情理，万无此事。且玄骄淫狂竖，绝无才能，乘晋不纲，反覆得利，竟行篡窃，旋致歼夷。观其行事，昏惰恒怯，鄙陋诈伪，不特羿卓所羞称，亦为殪莽所不取，晋之豺狼，桓之枭獍，不祥莫大，厉气所锺，而犹夸其诞生，诧其奇异。盖以当日桓氏门客如王谢之徒，妄相造饰，而玄又小有文藻，自称名士。篡立以后，卞殷丑类，导谀献媚，作此祯符，以伪孽之盗干，比贼莘之降瑞，岂知燕卵本可吞之物，大星非下咽之需，史臣载之，无识甚矣！
十月三十日
刘元海僭位时，下令称绍修三祖之业，追尊蜀后主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案五宗者，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显宗、章帝肃宗也。元帝号高宗，成帝号统宗，以议出王莽，中兴时已去之。（宣帝中宗之号，亦莽所议加，故光武时复特诏追尊孝宣皇帝为中宗，后汉书本纪中特书之，以见非用莽之议。）和安顺恒四帝，亦有穆恭敬威四宗号。董卓时因蔡邕议四帝无功德，亦去其号，故元海此令，自高帝光武外，亦止举文武宣明章五帝功烈之盛，所谓五宗，无可疑矣。惟三祖则汉自高帝号太祖、光武号世祖外，无称祖者。而《王弥传》载元海谓弥之言，称昭烈为烈祖。三国时魏吴皆有祖宗之号，（孙坚号始祖，权号太祖。）惟蜀汉昭烈以天下未一，谦而不居，疑烈祖之号亦元海所追尊，与谥后帝为孝怀同出一时，史失载耳。（汉高号太祖，谥高皇帝，而史记汉书皆于纪首即僻高祖，以下亦俱作高祖。不知何故也。刘元海自以承汉后，此令首云昔我太祖高皇帝，固未尝误，其下言高祖以下者史文耳。）刘氏《载记》论曰，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载旆乘时，兴兵誓野，投焚既陨，可以绝言，而轻吕旁挥，彤弧三发，岂若响清跸于常道之门，驰金车于山阳之馆。故知黔首来苏，居今爱古，白旗陈肆，古不如今。是谓曹丕司马炎贤于武王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唐史臣许敬宗辈虽谬妄，不至于此。其为此言，盖为唐之待鄯公地，故不觉其辞之悖也。然陈留王终晋之世，礼极优崇，朝会位在皇太子上，三代以后，晋之待曹氏，床之待柴氏，可谓厚矣。（晋与赵宋国势最弱，乱亦最甚，而曹柴两姓，卒无风尘纤芥之警，盗贼亦未有假之以生心者，然则大公为心，报固不爽，其动以禁防前代为言者，胡弗思哉。）
十一月初三日
《晋书》于石氏慕容苻姚诸人，皆先举其所居郡县，而后系之曰羯人或鲜卑人或氐人或羌人，独于刘元海曰新兴匈奴人，仅举郡而无县，于例既不书一。且四夷传言魏武分匈奴为五部，左部居太原故兹氏县，北部居新兴县。（此县字衍。）元海《载记》亦云左部居太原兹氏，北部居新兴。元海为左部人，世为左贤王，领左部帅，则当为兹氏人，非新兴人矣。兹氏魏时改属西河郡，晋时西河为国，移治兹氏，改兹氏曰隰城。是元海当曰西河隰城匈奴人，于例方合。
《四夷传刘元海》、《载记》两兹氏，官本俱改曰泫氏，盖以《地理志》晋时太原无兹氏，而上党有泫氏也。不知泫氏自汉及晋皆属上党，未尝属太原。兹氏两汉志皆属太原。晋时所属既移，县名又改，故《四夷传》曰太原故兹氏县，加一故字，明尔时已无此县也。泫氏今山西泽州府高平县，兹代今山西汾州府汾阳县及孝义县地。《载记》曰建武初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今离石左国城即单于所徙庭也。案后汉西河郡本治离石，《晋志》西河统县四，尚以离石居首，离石今汾州府之永宁州及临县地。左国城在永宁州东北二十余里，左部城在孝义县南，庆稷废县在汾阳县西北，明元海家世所居，不出今汾州府境。故元海初为离石都尉，（此据前赵录，载记作北部，盖误。）后始僭位，亦都离石，其不当作泫氏明矣。
《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二十年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明所统有四县也。（续汉志注引脱两郡字，遂不可解。）《晋志》言后汉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建安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兴郡。阚骃《十三州志》、《元和郡县志》所言略同。其所领县仍有定襄云中之名，改五原为九原，亦仍秦时之旧，以九原为郡治，（汉时五原郡，所统本有九原五原两县。）而九原定襄皆移置于太原阳曲县界，非汉时故地矣。（汉故阳曲县。为今忻州地，非今太原郭下之阳曲县也。）晋时新兴郡统县五，惠帝改为晋昌郡，今山西忻州及所属定襄县保德州、太原之岢岚州及岚县、大同府之大同县、甯武府之五寨县，皆其地也。
十一月初六日
校《晋书》、《隐逸传》一卷，此传至四十人，又附传者二人，颇不寥寂，盖以世乱方甚，又士尚清谈，玄宗多悟，故岩枯泽槁，较为多耳。孙登范粲陶潜尤其眉目，非唐宋以下人所及也。序论皆拙劣之至，读之邑邑。
十一月十九日
校《晋书》王祥王览郑冲何曾何劭石苞石崇传一卷，此传极状祥冲曾之浮湛固位，史文之微婉者。曾传备引傅玄《傅子》中语，叹曾之为大孝，而下历著曾行事之丑，又以旁见玄之为人，亦可想而知也。盖曾与傅嘏荀顗同为司马之死党，曹氏之贼臣，而却自居正人，不归贾充等下流之恶，故史特著之。祥虽彼善于此，然传载其高贵以祥为三老日，云祥几杖南面以师道自居，未识其所谓道者何道也二语，言外之意，不堪其丑。王氏鸣盛论《晋书》此卷，与《后汉书》、《胡广传》同一笔法，有识哉。
十一月二十六日
校《晋书》、《孝友传》一卷，《忠义传》一卷。《孝友传》中如刘殷王延，后皆仕于刘聪，王伯厚以为讥。然晋人如王祥何曾苟顗皆称至孝，而皆不忠于魏；曾颉至佐晋以倾魏，于殷延何责焉？祥与延皆为后母所虐，皆有盛冬求鱼得于冰上之事，而延能死刘氏靳准之难，效子胥抉目之言，较之休徵，加一等矣。
嵇绍与王裒不可同年语也，裒父仪虽为司马昭所杀，然哀本昭之司马，因军败不自请罪，而反归罪于昭，因以致死，非不顺昭者也。裒本可以仕而不肯仕，所以为孝也。绍父康则以不党司马氏而死，绍之所处，当与诸葛靓同，观靓之事，则绍必不可为晋臣矣。山涛劝绍以仕，此竹林之绩风，清谈之结习也，绍幸以一死盖之，既仕则宜死也。《晋书》以裒入《孝友》，以绍入《忠义》，而论中以两人并衡，谓趣异而理同，又引《左传》天可雠乎之言，非也。守父之志而不仕，安得谓之雠乎？
嵇含之《吊庄周文》，可为破一代之膏肓，缋末流之毛发，与王沈之《释时论》、鲁褒之《钱神论》，皆有晋之蓍龟也，季世不纲，险诐颠倒，千古一辙，读之可叹！
十二月初十日
夜校《晋书》王逊至朱序传一卷。逊以功名终，未尝败衄，不当入此卷中。羊鉴一无事迹，惟有讨徐龛一事，不足立传也。十二月十一日
《晋书》、《刘毅传》，载毅罢江州军府之奏，下云于是解悦毅移镇豫章，悦者，庾悦也。按《宋书》、《庾悦传》作解悦都督将军官，移镇豫章，《宋书》是也，移镇豫章者乃悦而非毅。悦本以建威将军兼督豫州司州等六郡，为江州刺史，治寻阳。毅以其时所督军府鳞次，而江州地险民疲，置军多费，故奏罢之，而悦遂解将军及所督豫司两州之郡，但以江州刺史移镇豫章，豫章本江州所属郡也。晋代以来，刺史兼都督者得专生杀，其次为监，皆持节，而往往以此州刺史兼督彼州，其权重有至八州十州十六州者，而各州仍各有刺史。又一州所属之郡，亦彼此分割，有一州而数人分督之者，并有一郡而数人兼督之者。其别有使持节都督持节督假节监三等，悦虽解军府，而刺史如故，故《宋书》下云，悦不得志，疽发背，到豫章少日卒也。毅本以都督豫州扬州为豫州刺史，镇姑孰，（晋属于湖县，今安徽太平府当涂县。）地逼建康，虽名藩镇，实执朝权。故刘裕讨卢循，以毅知内外留事，又转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都督，乃加督江州而非莅江州也，故毅奏有所统江州之语。其后毅为都督荆甯秦雍司（晋书误作四，从钱氏大听说改正。）州荆州刺史，始去朝廷，故下云既出西藩，虽上流分陕，而顿失内权也。若豫章则在晋时为外郡，非形胜地，岂得以毅居之？而《晋书》又云夺悦豫章，何其谬也。唐人修《晋书》，不明当时官制，颠倒增改，于前后事语，亦不一相检窍，盖官书之疏，史馆之陋，向来如是。至毅此奏，虽衔庾悦夙恨，然其言实切事势，不愧经国，故晋宋《书》皆全载之。毅备经悦挫辱，而此奏尚称悦甚有恤民（晋书作恤隐，唐避太宗讳。）之诚，且仅解其军府，不失以直报怨。《晋书》谓其褊躁如此，则以毅与裕不平而悦为裕党，故宋人归罪于毅，而唐人沿之，此又读史者所当知也。
十二月十三日
夜校《晋书》周处周访两家共一卷，是正十余条。其《周访传》有云贼率（即帅字。）杜曾挚瞻胡混等迎第五猗奉之。考《世说》、《言语篇》挚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复出为内史，别王敦云云，注引挚氏《世本》，称瞻为太常虞兄子，高亮有志节，以言辞忤王敦，左迁随郡内史。后知敦有异志，建兴四年与第五猗据荆州以拒敦，为敦所害。是瞻固晋之忠臣矣。第五猗受愍帝之命，由侍中出为荆训刺史，时元帝已有江表之地，而长安旋没于刘聪，愍帝被虏，猗特不顺于元帝，与华轶周馥同科；元帝之讨灭猗等，正与汉光武之杀谢躬无异。而《晋书》、《元帝纪》遽书猗与杜曾同反，已为乖误；至王敦此时方为元帝所倚信，未有反迹。要之挚瞻自以忤敦而死，而名为贼帅，何其谬耶？予校此书，不特正定疑误，多钱王二君所未及，其间发潜诛隐，别白是非，每足祛千载之蒙，惜当世能读之者少耳。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九月二十四日
校《晋书》列传刘毅至何攀一卷，刘颂李重传一卷。毅传有云：汉魏相承，爵非列侯，则虽没而高行，不加之谥，至使三事之贤臣，不如野战之将。此汉晋礼志皆所未载。王厚斋辑《汉制考》及近人孙颐谷《读书脞录》中补辑数条，皆亦未采及也。
九月二十七日
校《晋书》傅元傅咸傅只传一卷，皇甫谧挚虞束皙王接传一卷。《挚虞传》云，时太庙初建，诏普增位一等，后以主者承诏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闻昔之圣明，不爱千乘之国，而惜桐叶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也。前乙已赦书，远称先帝遗惠余泽，普增位一等，驿书班下，被于远近，莫不鸟腾鱼跃，喜蒙德泽。今一旦收既往之诏，夺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窃以为不可。案仲洽此奏，深明国体，此予于去年十一月穆宗以天花将愈加恩王公大小臣工，十二月穆宗晏驾，王等请追收前命，两宫从之，窃议以为虽见诸大臣之忠悃，而于国体非宜。倘以尔时或骤晋宫衔，或优迁爵秩，至赏双眼花翎者十余人施恩太过，则何不让之于先，而乃辞之于后。且其中有特予迁官者，使奉诏后已得升除，亦将更贬之乎？谓当臣下恳请撤销，而朝廷下诏，以大行有命，不复追夺，方为两得也。
九月二十八日
校《晋书》列传解系至贾疋一卷，愍怀太子传一卷，陆机陆云陆喜传一卷。解系解结缪播索靖皆晋之忠臣，而与孙旃孟观牵秀张方等逆乱之人同卷，善恶溷淆，莫此为甚。即皇甫重阎鼎贾疋，亦耻与为列焉。李含夙有清名，为郭弈傅咸等所称重，而反覆乐祸，首倡乱端，西晋之亡，实含成之，与汉末贾谢，情罪无异，迹其悖逆，较张方凶竖，尚加一等也。
《山涛传》云，涛志必欲退，因发从妇弟丧，辄还外舍。《傅咸传》云，时司隶荀恺从兄丧，自表赴哀，诏听之而未下，恺乃造杨骏。咸奏恺同堂亡陨，方在信宿，圣恩矜悯，听使临丧，诏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谄媚之敬，无友于之情，宜加显贬，以隆风教。张辅传，梁州刺史杨欣，有姊丧未经旬，车骑长史韩预强聘其女为妻，辅为中正，贬预以清风俗。夫从兄及姊之丧，以今日论，虽贤士大夫未闻变服，人亦无从知之。至古人嫂叔无服，况从弟妇丧，何关伦纪，而当时重之如是。盖晋虽承魏之敝，尚风流而忘名节，君臣大义，多不复知，而私家礼法犹严，清议犹峻，非后来之所及也。（傅咸张辅两条，日知录亦引之。）
九月二十九日
校《晋书》列传，却说阮种华谭袁甫传一卷，是正四条。却说传，说自言贤良对策第一，而阮种传先云种与却说及东平王康俱居上第，后更廷试，又擢为第一，则说非第一矣。然细窍之，盖初试说第一，更试种为第一也。说拜议郎，种初除尚书郎，汉晋凡举贤良方正直言对策第一者，多拜议郎，则说为第一信矣。种传又擢为第一，又字盖乃字之误。（汲本作及，官本作又。）说种康三人居上第，犹世所称三鼎甲也。其更试，犹今之覆试也。当日晋武慕法两汉，特举贤良，而种传言毁誉之徒或言对者因缘假托，帝乃更延群士，廷以问之，盖庸琐之徒，护持资格，恶闻异，乐守故常，固自古而然也。国朝康熙之初，圣祖仁皇帝特开博学宏词科，优礼备至，而吏议犹力抑之，其授官皆出特旨。然由布衣进者五人，西河子德，幸即告归；竹姹稼堂，终以获谴，一时哄然，有野翰林之目，古今一辙，可叹也夫！
九月三十日
阅《晋书》。劳季言谓《周处传》中弱冠为乡里所患及入吴寻二陆事，采自《世说》。以处传及《陆机传》孜之，处长于机二十五岁，知小说妄传，非事实也。此真善读书者，因此并可证世传陆机所《周处碑》亦伪作。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十二月十九日
△宋书（梁沈约）
《宋书》、《夷蛮传》中因西南夷诸国皆事佛，遂及晋以后佛教之盛衰，朝制之崇抑，并传宋世名僧道生慧琳慧严慧议摩诃衍等，此史家因事附见，其法最善。六朝以来，释教盛行，多有关于时事，没之不见，既为非实，而《魏书》特立《释老志》，亦为非体，惟类叙之法最宜。后人不用此法，于是唐修《晋书》，以鸠摩罗什单道开佛圆澄入《艺术传》；《旧唐书》以一行玄奘等入《方技传》，已为不妥，而东晋之道安支遁竺法深等，遂致无类可归，《新唐书》并不载玄奘，而梁之实志亦并无传。傥如《宋书》之法，即禅教之始，南北之宗，亦可因文叙述，史家所不宜略也。（旧唐书于神秀传，附叙达摩至惠能神秀南北宗之分未为不善。惟以神秀等入方技传。终未安。赵云松谓方者方外也。是忘汉志以方技指经方矣。）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十一月初一日
《宋书》、《鲁爽传》，义宣初举兵召秀，（爽之弟。）加节进号征虏将军，当继谋之俱下。《官本考证》云谋南监本作湛，谓徐湛之也。慈铭案，徐湛之非义宣党，且早为元凶所杀，湛字亦不得误作谋，盖当作谌，谓义宣参军刘谌之也。《义宣传》言遣谌之等率军下就臧质。《臧质传》言义宣腹心刘谌之，南监本正作谌。此传未出刘谌之姓名，因《臧质传》屡见刘谌之，而此传系质传后，遂略其姓，亦是休文疏处，或传写所脱，北监本汲古本遂皆误谌作谋，官本悉据北监。作考证者，因见此传上文有元凶谓秀曰我为卿诛徐湛之之语，遂不辨其前后文理，而以徐湛之当之，可笑甚矣。又此传云益州刺史刘秀之遣军袭江陵，秀击破之，义宣还江陵，秀与共北走，众叛且尽，秀向城上射之，中箭赴水死。《官本》作秀之向城上射之，多一之字，盖以为刘秀之也。案刘秀之为益州刺史，此时何由入荆州，而鲁秀亦不能至益州。且北走者尚有义宣，则射死者果何人？自城上射下，亦不得云向，盖传文本当作秀向城，城上射之，脱一城字耳。义宣传言，义宣走未出郭，众散尽，夜还向城，则秀当亦走回荆州。时竺超民已志在归顺，为荆州城守，故从城上射之。观义宣之还，超民即送入狱，则秀可知矣。北监本多妄改，大略如此，而《官本》误因之。
十二月初一日
夜阅《宋书》谢灵运《山居赋》、《齐书》张融《海赋》，二赋实六朝奇作，而诸夺太多，张赋尤甚，不可句读，苦无善本校之。十二月初二日
《南史》、《臧质传》，质走至寻阳，焚府舍，载妓妾入南湖，摘莲瞰之。案《宋书》质传，质自寻阳载妓妾西奔，使所宠何文敬领兵居前，至西阳，太守鲁方平诳文敬弃众而走。质往投妹夫武昌太守羊冲，既至，冲已为郡丞胡庇之所杀，无所归，乃入南湖，逃窜无食，摘莲瞰之。《南史》载妓妾下当有脱文，延寿不至疏略如此也。入南湖下逃窜无食四字，亦不可省。
《宋书》、《沈庆之传》，庆之既为前废帝所杀，赠侍中太尉如故，谥曰忠武公。太宗即位，追赠侍中司空，谥曰襄公。《南史》同。案明帝之赠反较废帝为下者，以泰始初于景和之政一切反之，故其时诸臣存者，官爵一例削退，见沈攸之等传。（攸之废帝时封东兴县侯，太宗即位，以例削封。）庆之先于孝武时授司空，固辞，至废帝时拜太尉，故明帝转以司空为赠而去其太尉也。惟庆之本封始兴郡公，尝以始兴优近，求改南海郡，孝武不许，而明帝泰始七年改封苍梧郡公，则似有意贬下之，犹襄之谥亦远逊忠武也。
沈攸之人不足数，然其起兵实忠于宋。《南齐书》、《张敬儿传》载攸之与齐高帝绝交书，其辞甚直。《宋书》、《攸之传》不载，然犹载其与武陵王赞一书，犹足见其本心。《南史》皆削之。惟《宋书》载齐高帝讨攸之时，尚书符征西府一檄，《南史》亦削之，是也。攸之起兵，与魏之母邱俭诸葛诞情事正同，而檄文起处，适引俭诞为比，可发一噱。《南齐书》、《柳世隆传》亦载此檄而去其首数行，岂萧子显悟而删之欤？然子显为齐高之孙，而敬儿传备载沈《书》及高帝答书，此直道之在人心也。高帝答书，周彦伦所为，见《南齐书》、《彦伦传》，《南史》亦略之。尝谓绝交书及答书宜全入攸之传中。
《宋书》、《谢灵运传》，灵运《山居赋》有两瞀通沼语，钱竹汀谓瞀字字书所无，访之通人，亦无知者。案此赋自注中屡言前瞀后瞀，则必非误字。又《南齐书》、《周彦伦传》，彦伦为山阴令，县旧订滂民以供杂使，彦伦力言滂民之困，又有上虞以百户一滂大为优足之语，滂民亦不知何解，盖皆当时吾越方言也。
《宋书》、《臧寿传》随府转镇南将军，《傅隆传》年四十始为孟昶建威将军。案两将军俱当作参军，各本皆误。
《宋书》、《谢瞻传》，弟嚼，幼有殊行，所生母郭氏久婴锢疾，恐仆役营疾懈倦，躬自执劳。为母病畏惊，微践过甚，一家尊卑，感嚼至性，咸纳屦而行。案微践过甚者，谓践屦甚微，恐以行步声惊其母也，六朝每有此等句法。故下云家人咸纳屦而行，其情事如见。汲本南北监本皆同，而《南史》误作母为病畏惊而微贱过甚，《官本》遂据以改《宋书》。试思上已云所生母，则自非正嫡，不必又言微贱，且妾婢皆为微贱，亦不必云遇甚，而于下家人咸纳屦行语意亦不贯矣。
《宋书》、《孔季恭传》，季恭子灵符，入为丹阳尹，山阴县土境褊陕，（俗作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赀之家于余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此可见吾邑人丁之盛，六朝已然也。其《传论》云，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晦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此可见吾邑田价之高，古今如一也。
《宋书》、《孔琳之传》，言今世惟尉之职，独用一印，至于内外群官，每迁悉改，终年刻铸，丧功消费，是六朝以前易官即易印。近儒纷纷考窍，或据《汉书》、《朱买臣传》以为一人一印，或据《后汉》、《马援传》注，以为官不易印，盖未检此传也。
《宋书》、《鲁爽传》，爽版南郡王义宣云，丞相刘今补天子名义宣。爽奉武夫，乐乱自不必言，而孔琳之于晋安帝时论铸印事，亦云官莫大于皇帝，此万非后世所敢言者也。黄架洲《明夷待访录》谓古者天子位高冢宰一等，故天子崩，冢宰摄政，固非骇人之论耳。
《宋书》、《蔡兴宗传》言右卫将军王道隆诣兴宗，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因及元嘉初中书舍人狄当（当作秋当。）诣王昙首、中书舍人王弘诣王球二事，王弘乃昙首之兄，球之从祖兄，为元嘉功臣之首，位司徒太保，勋贵莫二，必无人敢与之同名。而《南史》作弘兴宗。其下又云弘还，若弘既是姓，则下之还，应称名，盖皆误也。《南史》、《王球传》作徐爰，差为得之。爰后在孝武时兼著作，修《宋书》，而在元嘉时则权宠未盛，盖爰误作宏，又转为弘，《宋书》复因上言王昙首，遂讹王弘。《南史》因在《蔡兴宗传》遂谒作弘兴宗。要皆传刻之谙，非沈李之误。
《南史》、《江柘传》，弟祀字景昌，位镇北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府州事。案上言祀在明帝时已由卫尉作侍中，郁林时与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等称六贵，与柘同见杀，安得谓终于长史太守。考《南齐书》云，祀初为南郡王国常侍，历高祖当作高宗。骠骑东阁祭酒秘书丞、晋安王镇北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府州事，是皆谓其历宫耳，《南史》省去数语，遂于官制不明。
《南史》之改并宋齐诸书，诚多未善。于《宋书》所载朝章国故，刊落尤多，《南齐书》中关系之文，亦多删削。惟其与氏族连合为传，则别有深意，殊未可非。盖当时既重氏族，而累经丧乱；咱牒散亡。北朝魏收《魏书》犹多子姓合传，南朝则沈约萧子显姚思廉等，专以类叙，于兄弟子姓，分析太甚，李氏故力矫之。其书本为通史之体，与八书各自行世，故先以四代帝纪，次以四代后妃，而各代列传，又皆先以诸王，其诸臣则有世系者皆联缀之，以存谱学。若欲孜时代先后，则区分类别，自有本书，固并行不悖者也。大凡古人著述，须细推其恬，不可率尔讥之。
十二月初七日
《宋书》、《世祖纪》雍州刺史海陆王休茂杀司马庾深之举兵反，义成太守薛继考讨斩之。《官本考证》，万承苍曰，按休茂传，薛继考乃为休茂尽力之人，而此纪忽以为讨斩休茂，何悖谬若此。《南史》作参军尹元庆起义讨之，殆是其实。慈铭案，本书休茂传，言继考初为休茂尽力攻城，及元庆起义，斩休茂，继考以兵胁行府州事刘恭之作启事，言继考立义，（今本宋专止义上脱继孝二字。）自乘驿还都，因得封赏，寻事泄伏诛。是当日本以为继考起义诛休茂，记注因而书之，后虽事泄而国史竟不追改，休文亦遂仍之，此亦可证沈书多本徐爰之旧。《南史》于休茂传甚略，但载元庆之禽斩休茂，不言继考事，而本纪亦改为元庆，此是李氏之细密处。《宋书》言继考先以冒功封侯，后虽被诛，而亦不言封赏元庆，盖尚有脱文也。万氏不一考《宋书》休茂传，《南史》亦仅观本纪，故尚为疑辞，而人误以斩之为讨之，反诋休文为悖谬，亦可笑矣。
《宋书》、《前废帝纪》永光元年八月庚午以尚书左仆射颜师伯为尚书仆射，《官本考证》万屡曰：一本上尚书下无左字，下尚书下有左字，两本皆误也，当作以尚书右仆射颜师伯为尚书左仆射，下云以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尚书右仆射，即代师伯之任。慈铭案，前一年十二月乙酉，已书以尚书右仆射颜师伯为尚书左仆射，何此复重出乎？考《南史》十二月乙酉下作以尚书右仆射颜师伯为尚书仆射，无左字，次年八月庚午下，作以尚书仆射颜师伯为尚书左仆射，与万氏所指一本同。师伯传云，大明七年补尚书右仆射，废帝即位，又迁尚书仆射，领丹阳尹。废帝欲亲朝政，发诏转师伯为左仆射，以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右仆射，夺其京尹，又分台任，师伯始惧。据《晋书》、《职官志》尚书左右仆射，经魏至晋，迄于江左，省置无恒，置之则为左右仆射，或不两置，但曰尚书仆射，是仆射不必左右相代也。师伯于孝武世为右仆射，其时尚有刘遵考为左仆射，及遵考迁后，师伯遂专任省事，故师伯传云师伯辅幼主，尚书中事悉以委之也。及以右仆射迁仆射，是时无左右也。至是以师伯为左仆射，而以王景文为右仆射，所谓分其台任也。尚书本为省，而六朝以来台合事皆综之，故仆射遂为宰相之职。此下诛尚书仆射颜师伯，仆射上当加一左字。《南史》此纪上下文及师伯传皆不误。《宋书》汲本监本传刻垃误，万氏见一不误之本，不能考正，而反妄辨其是非，所谓书愈校而愈广矣。
《宋书》、《顺帝纪》升明元年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沈攸之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句）尚书左仆射中领军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齐王（即萧道成，休文讳其名，皆追称齐王。）为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刺史如故，句中书令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抚军将军刘秉为尚书令加中军将军。慈铭案，其时王僧虔为中书令，（见齐书僧虔传。）而《宋纪》例不书中书令之除代，盖不重其官。袁粲以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为尚书令，苍梧王时四贵辅政，以粲为首，褚渊次之，刘秉又次之，萧道成又次之。至是以道成独与其下谋弑苍梧，迎立顺帝，遂擅大权录尚书事，南朝所谓录公而尚虚尊粲等，以粲为司徒而己为司空处其下。此纪中书令当作尚书令，而开府仪同三司下有脱文，当日尚书令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袁粲为司徒中书监，（句）中书监护军将军褚渊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传写者以上下两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文相涉，遂致中脱耳。粲官司徒在司空上，而尚书令在录尚书下，故去尚书令代褚渊为中书监，而渊代粲为卫将军，刘秉代粲为尚书令也。《南史》、《顺帝纪》叙沈攸之萧道成进官后云，以袁粲为中书监司徒，以褚彦回为卫将军，刘节彦（秉之字，李氏避唐世祖晒嫌讳。）为尚书令，而褚渊以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见《南齐书褚渊传》。
十二月十二日
校《宋书》，读颅觊之《定命论》，（其弟子愿所作。）周朗报羊希书，上世祖言事书，邓琬为晋安王子勋诗太宗檄，太宗命台臣与袁顗书，皆六朝文之佳者。王微与江湛与从弟僧绰与何偃三书，皆历落有古致，于六朝别一蹊径，惜请夺已甚，多不可读。沈约谓微为文古甚，颇抑扬，微亦自言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今虽甚脱误，而兀傲自喜之意，犹可想其宗旨。其告弟僧谦灵文，沈折曲至，无意于文而文尤佳，令人不忍卒读也。谢晦上太祖两表，激烈简至，其词甚直，足以推见当日情事实由王华兄弟构陷，晦与徐傅本心可原。《南史》慨从刊落，皆为非是。
《宋书》、《百官志》尚书令任总机衡，仆射尚书分领诸曹，左仆射领殿中主客二曹以下，言吏部等六尚书领某某曹而独不及右仆射。据《晋书》、《职官志》云，祠部尚书常与右仆射通职，不恒置，以右仆射摄之。若右仆射阙，则以祠部尚书摄知右事，是《宋志》左仆射领殿中主客二曹句下有脱文，当取《晋志》补之。因右仆射领祠部尚书之职，故下列吏部祠部度支左民都官五兵，实有六尚书，而总之曰五尚书二仆射一令，谓之八坐；以祠部尚书即右仆射，故止曰五尚书也。若仆射止有一人，则置祠部，尚书有六而仍为八坐也。
《宋》、《百官志》中书令一人，中书舍人一人，中书侍郎四人，中书通事舍人四人。慈铭案，中书舍人一人，当据《晋志》改作中书监一人，今各本皆误。六朝止有中书通事舍人，无单称中书舍人者。晋宋两志所叙皆甚明。史有径曰中书舍人者，省文耳，至中书有令有监，自魏文帝始置，垃机密，至晋弥重，权在尚书令上。故苟勖自中书监迁尚书令，以为夺我凤凰池也。东渡以后，任专尚书，于是中书监令或止设一人。至宋世而中书监或特以为重臣之加官，中书令之授益轻，如傅亮何尚之皆由中书监令转尚书令，孝武以尚书令袁粲为中书监开府仪同三司领司徒，而加护军将军褚渊尚书令，渊固辞，粲亦辞领司徒，乃复以粲为尚书令，而渊为中书监，此其轻重较然已明，而中书令则孝武以后尤轻其选。如何戢在顺帝时已为中书令，（见南齐书何戢传，盖代王僧虔。）至齐高帝时为吏部尚书，帝欲加以散骑常侍，而褚渊不可；张绪于高帝初已为中书令，帝后欲以为仆射，而王俭不可；盖几与黄散相出入矣。《宋志》此下云汉成帝改中书谒者令曰中谒者令，罢仆射，今各本俱误作罢谒者，亦当据《晋志》改。
宋称荆州为陕西，《宋书》、《蔡兴宗传》云，兴宗出为南郡太守行荆州事，外甥袁顗曰：舅今出居陕西。《邓琬传》云，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练甲陕西。《王弘传》、《谢晦传》亦皆称荆州刺史为分陕。盖江左以扬荆二州为极重，比周之二伯分陕，以扬州为东陕，故以荆州为西陕也。
《宋书》、《张劭传》，子敷演敬，《南史》敬作镜，盖赵宋避太祖之祖讳敬，故改为镜，《宋书》则改之未尽也。《官本》乃俱改为镜，又载之于考证，以示其校改之精，岂知尔时人无有以镜为名者乎。
《宋书》、《张劭传》本亡，后人杂取《南史》等书补之，故劭子敷，兄子畅，皆别有传，而此卷劭传后复重出敷传，言敷因父亡毁瘠成疾，伯父茂度譬之，敷益感恸，绝而复苏。茂度曰，我比止汝，而乃益甚，自是不复往，未棋年而卒。此传未字误作来字，卷六十二《张敷传》自作未而卒，《南史》亦同。《官本考》证万承苍乃力辨往来二字连文之误，谓来当作未，而不一引本书及《南史》，何烦辞费耶？又但言畅传重出，而不知敷亦自有传，可谓粗疏矣。乾隆初武英殿刻诸史惟《史记》、《汉书》出齐氏召南手，故校勘较精，考证亦最可观，《旧》、《新唐书》全以沈东甫之《唐书合订》为据，亦颇有校正。《后汉》、《三国志》已为可笑，然有何义门校本，尚能是正数条。至《晋书》以下，则自郐无讥矣。《宋书》全出学士南昌万承苍手，《南齐书》全出知州华亭王祖庚手，彼二人者，无论其学与识，视沈萧霄壤，即文章亦不中作奴仆，而所作后跋，皆痛诋二书，无耻甚矣。
十二月十三日
夜点阅《宋书》、《礼志》。其读时令条内，引《魏台杂访》曰：前后但见读春、夏、秋、冬四时令，至于服黄之时独阙不读令，不解其故。案高堂隆撰《魏台杂访仪》三卷，隋唐《志》皆同。而《晋书礼志》引此事作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后云云，疑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八字是《杂访仪》原文，不解其故下亦当有令升答辞，而晋宋《志》皆略之也。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八月二十一日